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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重型机械正轰鸣作业。工人们不会想到，他们脚下这片土地里沉睡的，将是未来几十年间牵动世界战略神经的“工业黄金”。

  上世纪70年代，一些外国公司特意来到中国，四处搜集被当地当作废料的矿渣，令当时许多人大惑不解。直到后来，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些外国公司真正想要的是矿渣中那些闪闪发光的稀土元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没有稀土工业，所需稀土产品全部依赖进口。当时，中国的稀土资源就像埋在土里的珍珠，无人识货。谁能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掌握全球稀土市场的话语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供应国。

  1927年7月，距离八一南昌起义不足1个月的一个晨光中，我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在白云鄂博主峰上发现了一块青黑色矿石，凭借专业的直觉，他判断这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矿石。

  白云鄂博矿区有丁道衡雕像，纪念这位发现“大宝藏”的地质学家。小图为年轻时的丁道衡。 （图源：网络）

  在对采回的矿石做了长达6年的研究后，1933年12月，丁道衡在《地质汇报》（第23期）上发表了震惊海内外的《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首次让世人知晓了白云鄂博（当地牧民意为“富饶的神山”）这座富矿。

  丁道衡将这些矿石交给好友、同为地质学家的何作霖进一步做研究。1934年，由何作霖提取到的青黑色标本0.01毫克矿物粉末，清晰地显示镧、铈、钇、铒等稀土元素谱线。何作霖由此确认中国首次发现稀土元素，并认定白云鄂博是一个巨大的稀土矿床。这座“神山”的奥秘，终于被揭开。

  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稀土的价值并未被充分认识。直到新中国成立，白云鄂博的开发被提上了日程。

  在丁道衡首次发现青黑色矿石30年后，1957年，由何作霖担任队长的地质队再次对白云鄂博做综合研究，确认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床。

  1958年，成立仅4年的包钢成功开采出中国最早的稀土。次年，包钢成功炼出第一炉稀土硅铁合金，中国稀土工业正式拉开帷幕。

  虽然已坐拥全球最大稀土矿，但当时的先进稀土技术被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并对我国进行严格的技术封锁。由于技术落后，稀土矿此时只能被粗放开采、低价出口，而成品却要花费高价从国外购买。

  一位老工程师回忆道：“当时我看着一车车的稀土矿石以泥土的价格被运往国外，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宝贝，却没能力提取和利用。”

  1961年，中央从北京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科研院所抽调300余名科学技术人员支援包头，中国稀土科技在包头开始起步。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的稀土科研工作艰难启航。

  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分离镨钕（镨钕是稀土元素镨和钕的混合物，制备钕铁硼永磁体的关键原料，占永磁体稀土成分的70%以上）。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徐光宪（中国稀土之父，让我们记住这一个名字），因国家需求再次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

  当时，国际上一般会用离子交换法分离稀土元素，这种方法成本高，提炼出的稀土元素纯度低，不足以满足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需求。徐光宪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使用萃取分离法来分离镨和钕。萃取是利用物质在不同溶剂中具有不一样溶解度的特性，进行物质分离的一种方法。早在1957年，徐光宪开始参与开创我国原子能事业时，就已涉足萃取领域。

  想法很大胆，现实很骨感，摆在徐光宪团队面前的是一道千无古人的复杂难题。由于实验室技术条件限制，他们不得不采用繁复且耗时的“摇漏斗”方法，以此模拟串级实验，获取精确的设定参数。整一个流程容不得半点差池，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会引起结果不尽如人意，迫使一切推倒重来。

  徐光宪和小组成员白天在实验室里辛勤地“摇漏斗”，晚上则在灯光下潜心钻研串级理论。有人戏称，他们白天是体力劳动者，晚上则是脑力劳动者。

  在一周工作80个小时的高强度节奏下，徐光宪成功开创出萃取分离法并应用成功。当时，一般萃取体系的镨钕分离系数仅能达到1.4至1.5。而徐光宪通过精心选择萃取剂和络合剂，构建了季铵盐——DTPA“推拉”体系，将镨钕分离系数提升至惊人的4，打破了世界纪录。

  1975年，徐光宪提出了完整的串级萃取理论。一排排看似普通的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只需在一端放入原料，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这项技术革命使稀土分离成本降低约四分之三，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推动中国稀土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徐光宪并未就此止步。他进一步研究成功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步放大”技术，不经过小试、中试，直接放大到工业生产规模，使稀土生产实现自动化。

  由于在技术和工艺上的重大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单一高纯稀土大量出口，使国际单一稀土价格大大下降。一些长期垄断国际稀土市场的国外生产商不得不减产、转产甚至停产。国际市场将这一现象称为“CHINA IMPACT”（中国冲击） 。

  就在徐光宪攻克稀土分离技术的同时，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正在为中国稀土永磁材料的研发而奋斗。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永磁王” 的王震西。

  1942年，王震西出生于江苏海门。17岁高中毕业时，青年王震西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遵从父母意愿留在上海进入复旦大学，还是奔赴北京追寻科学梦想？怀着对科学前辈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人的崇敬，他最终选择了仅成立一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踏入了磁学这个充满奥秘的研究领域。1964年，王震西从中科大毕业，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1973年，随着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一个难得的机会向中国青年科学家敞开——法国愿提供10个国家最高奖学金名额，赴法交流学习。当时已在中科院物理所专注永磁材料研究的王震西，凭借其出色的科研能力，成为这批幸运的访问学者之一。

  也就是在当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室里，王震西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路易·奈尔教授，潜心钻研前沿磁学理论。

  然而，一次参观当地万吨级稀土分离厂的经历，却深深触动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看着从中国低价运来的稀土原料，经过先进的技术提纯后，以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价格返销中国，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王震西夜不能寐。从那一刻起，他就在心底立下誓言：一定要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

  1975年学成归国后，王震西被任命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室主任。他立即组织物理所磁学组和电子所稀土磁钢组成员，成立了联合攻关团队。在一间仅有25平方米的临时仓库改造的实验室里，他们开始了艰苦的技术攻关。

  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1984年2月，王震西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磁能积达到38兆高奥的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这个突破性的成果，距离日本和美国宣布研制成功同类材料仅相隔四个多月，使中国一跃变成全球上第三个掌握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制造技术的国家。

  科研成果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欧美多所知名实验室和跨国公司纷纷向王震西抛出橄榄枝，提供优厚的研究职位。与此同时，他的爱人也正在美国深造。面对个人发展与家庭团聚的双重诱惑，王震西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留在国内，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在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的鼓励和支持下，这位习惯于实验室生活的科学家毅然走上了产业化之路。尽管内心充满忐忑，甚至为此“彻夜难眠，熬出了人生第一缕白发”，王震西还是勇敢地接下了这个全新的使命。

  1985年4月，在原来那间25平方米的仓库门口，挂起了“中国科学院三环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的牌子。这个富有深意的名称，寄托着王震西将科研、生产、市场三个环节紧密相连的产业理想。带着中科院拨付的40万元中试经费，他和十几人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钕铁硼材料的产业化征程。

  创业之路布满荆棘。王震西后来动情地回忆道：“那段日子，我流过泪，也曾感到绝望，但从未想过放弃。”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西湖边上独自哭泣了两个小时，为公司的生存发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转机出现在1985年6月。为了寻找优质的稀土原料，王震西亲自带队前往赣南山区。在当地，他被一个奇特景象所震撼：远看如皑皑白雪覆盖的山体，近看才发现是地表渗出的稀土矿物。站在这些全球最优质的重稀土资源之上，王震西重新燃起了信心与希望。

  1986年，在中科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三环公司与宁波磁性材料厂合作成立了三环宁波磁厂（后更名为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同年秋天，中国第一条年产30吨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线在这里建成投产，奠定了我国烧结钕铁硼产业的技术基础。

  当首批标有“中国制造”的钕铁硼永磁材料顺利出口到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市场，并经过严格检测确认其品质不逊于美日同种类型的产品时，中国正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能够批量生产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国家。这一突破，标志着中国在稀土高端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随着中国稀土产业的崛起，全球稀土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00年，中国钕铁硼永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也是那一年，中科三环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稀土永磁企业。

  受中国稀土永磁产业迅猛发展的影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稀土永磁产业格局因此出现重大调整：美、欧稀土永磁产业出现剧烈震荡和萎缩，发达国家烧结钕铁硼企业仅剩欧洲的VAC和日本的日立金属、TDK及信越化工。中国稀土永磁产量占全球比例，则由2001年的40%不断攀升，自2012年起稳定保持在90%以上。

  然而，竞争永不落幕。对于我国来说，稀土商业战场逐步从分离加工，转向高性能永磁材料的制造。 “钕铁硼”磁体，被誉为“磁王”，大范围的应用于汽车工业、航空航天、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核磁共振等领域。2012年8月17日，日本企业日立金属，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对全球29家相关企业发起“337”调查，这中间还包括4家中国钕铁硼企业。次年5月，4家中国企业与日立金属达成和解，支付专利费用；同时，要视销售情况支付日立“抽头费”。彼时，日本在钕铁硼永磁材料专利领域，一家独大。

  面对专利困局，中国企业家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中科三环副董事长胡伯平带领团队埋头攻关，到2015年已拥有200余项专利授权，其中发明专利60多件，“基本涵盖了稀土永磁材料制造的全部核心技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盛和资源董事长胡泽松另辟蹊径，通过资本运作参股美国芒廷帕斯矿山，实现了对这座昔日全球最大稀土矿的产品流向控制，而其流向的一个重要出口正是中国的稀土供应链。

  更令人振奋的是，以金力永磁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稀土企业积极在海外建厂布局。2020年，金力永磁就打入了头部玩家——特斯拉的供应链。到2024年年底，金力永磁已在中国香港、欧洲、日本、美国、墨西哥及韩国设立附属公司。

  奋斗永不止步。在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实验室内，另一位追梦人正在书写新的传奇。2004年，材料专业出身的闫宏伟接下了“室温磁制冷技术的研发重任。面对跨领域的知识壁垒，他靠着几本翻烂的机械设计手册和密密麻麻的笔记，带领团队研发出近20台不一样的磁制冷机。如今，这位永不停歇的探索者又将目光投向了AI与材料学的交叉领域，尝试用机器学习加速新材料研发。

  这场绿色革命正在稀土产业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从包钢研制的固态储氢系统，到稀土防蓝光护眼灯，再到稀土抗菌、蓄热等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中国稀土人正在用科学技术创新让这个战略资源焕发新的生机。每月花费5至7天时间进行产业数据分析的闫宏伟认为，“产业数据自立自主”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他要努力推动稀土产业核心技术攻坚克难、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做好一颗新时代的“螺丝钉”。

  2013年，北京医院的病房里，70岁的王震西站在病床前，向昏迷不醒的周光召一字一句地汇报中科三环的新业绩，泪水纵横。

  以这一年为坐标，往前数28年，正是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三顾茅庐，力劝他留下来创业，他答应了下来。

  往后数11年，当82岁的王震西辞任中科三环董事长，回望自己在27楼的办公室，他感慨：40年，老院长带着我们做的梦，已经变成了现实。彼时，中科三环，已成长为营收近百亿、市值超百亿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供应商之一。

  这底气，是当前仍沉浸于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攻坚引领的产业革命，是稀土企业谋定而后动的战略抉择，是千千万万基础产业工人日夜不停的劳作。

  这底气，是98年前丁道衡在外国考察队讥讽与西北苦寒中立志为国争光的坚定意志和慧眼识珠。

  当一代代科研人员用个人理想熔铸国家发展熔炉，当无数产业工人用双手托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当世界科学技术版图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